[20130510]朱令案20年沉冤未雪再起波澜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30513/c13poison/

北京——这种神秘的疾病起初的症状是胃痛严重，然后就是视力模糊，头发突然脱落。朱令在昏迷多周后苏醒过来时，身体已经局部瘫痪，视力几乎为零，官能降至小孩的水平。朱令曾极具音乐天赋，在中国的一所顶尖大学读化学。医生后来断定，这位19岁的大二学生被人故意用铊下毒，这种高毒性的重金属在中国有时用于制作老鼠药。虽然一名出身名门的室友有投毒嫌疑，但她在接受警方讯问后就被释放，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凶手。除了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已经没有人记得朱令的名字。在朱令中毒将近20年后，她的案件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当中，案件震惊全国，人们指责警方调查不力，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有关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个司法仍然比较薄弱的社会中的权力。最近几天，中国的社交网络都在讨论朱令案，之前中国大力审查，压制相关讨论，反而导致该案受到更多关注，更多人被激怒。拥有4500万粉丝的电影明星姚晨在相当于中国Twitter的社交网络上写道，“青年朱令，19年前被投毒。19年后，这个名字再次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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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接收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产品和服务推广邮件查看往期电邮隐私权声明周一，人们在白宫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平台提交请愿，恳求美国政府干涉该案。截至周四，有超过14.2万人签名请愿，呼吁奥巴马政府将头号嫌疑人遣返回国，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她还居住在美国。“朱令案一直让人感到愤怒、失望，但现在这种情绪得以爆发，”约翰·奥尔迪斯(John Aldis)说。“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朱令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他们想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奥尔迪斯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担任医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关注朱令的命运。上个月上海发生的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促使朱令案再次受到关注。知名学府复旦大学的一名医科学生被控向室友所喝的水中投放有毒化学品。警方称，这名被控故意杀人的学生因为“琐事”怀恨在心，进而投毒。网民们最初讨论中国残酷的教育体制带来的压力及心理健康服务的缺乏，后来转而讨论中国其他的投毒案件，其中很多案件都是学生出于嫉妒造成的。但讨论的重心在朱令的谋杀未遂案，以及作案者是凭借政治出身而安然无事这一想法。这些怀疑源于人们普遍的看法，即中国共产党高官及其亲属凌驾于法律之上。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在简短的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想要我们一直想要的东西——真相和公道。”虽然此案充满尚未解答的问题及未经证实的指责，但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朱令的家人及支持者已经接受这样一个已知的事实：朱令在清华大学的室友——孙维有获得铊的途径，她接受了警方的讯问，但很快就被释放。警方表示由于证据不足，他们无法进行拘捕。批评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测，孙维的爷爷——在共产党掌权后的数十年一直身居要职——及另一位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亲属摆平了这个问题。朱令的朋友称，在警方开始调查前，朱令宿舍的关键证据不见了。据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说，警方已于1998年结案，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却从未告知过他们家。“如果重新调查，也应该调查警方的渎职，以及是谁试图干涉最初的调查，”朱令家人的代理律师张捷说。尽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当局对重新过问此事并不热衷。周三，北京市公安局罕见地公开回复了媒体的质询，为自己的调查工作进行了辩护，并表示时间的流逝和证据的缺乏使其无法重新调查该案。该声明也否认了调查受到了局外人的干扰的指责。“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收到任何干扰，”声明说。但对朱令的支持者而言，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上，这个话题已经被解禁了，这表明，高层官员已经认定，压制这一争议事件会适得其反。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来说，这个案件已经成为某种公众关系的挑战。在被任命为共产党总书记后的5个月里，习近平一直试图通过打击官员腐败和权力滥用来应对公众的普遍不满，不过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努力普遍被认为流于表面。由党报《人民日报》发行的双语小报《环球时报》极其笨拙地试图应对这起争议事件，称朱令案引发公众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方沟通不好造成的。但这篇社论承认，真正有权势的人能影响刑事司法系统，因为它坚称孙维的家庭背景“算不上很显赫”，不足以做到这一点。2005年，在自己的名字开始广泛传开后，朱令案的被怀疑对象在网上发了一封简短的澄清声明，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且自己实际上也是受害人，因为无端指责都指向了她。但在过去的20年里，她一直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在网络上虽然每个人只是一个虚拟的ID，仍然应该理智客观，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她写道。这个案例极好地显示了互联网的力量。1995年年初，在朱令的病症难倒了北京一家顶尖医院的医生后，她的一个高中同学绝望地在当时中国少数几台联网的电脑上发出了呼救。在西方医学专家发来的数百封回复中，大部分都准确地判断出那是铊中毒的症状，并建议服用一种名为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的商业染料解毒。这些信息救了朱令的命，但她依然属于重度残疾，她年迈的父母不得不时刻照料她。近年来，他们得到了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帮助，该组织一直在筹集资金，提醒人们这宗罪案依然还没侦破。对朱令案的再次关注引发了大量捐款，最近捐款金额已经超过了52万美元（约合319万元人民币）。“帮助朱令基金会”的志愿者何青被公众的响应以及网上表达的失望感动了。

“缺乏正义和公平，而且人们觉得，有特权的人总能逃之夭夭，”来自中国的汽车工程师何青说。她如今生活在密歇根。“人民已经受够了。”

[2013-06-08]朱令案中的舆论引导与应对策略研究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mwuSwQnXCP8J:www.legaldaily.com.cn/The_analysis_of_public_opinion/content/2013-06/08/content_4544172.htm+&cd=10&hl=zh-CN&ct=clnk&gl=ca

原网页已经无，显示为网页快照

　一、舆情概述

      多年前悬而未决的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近日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有关彻查此案的呼声也再度涌现，且不断升温发酵，甚至引发国际舆论关注。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作出回应，表示此案碍于证据灭失无法侦破，且侦破过程中未受任何干扰，呼吁公众理性看待此案。但回应发布后舆论要求公开案情的呼声并未停止，反而针对警方的回应提出更多疑问，甚至有评论称“别为悬案增加疑点”。
　　警方的回应为何不能平息朱令事件的舆情？
　　面对备受关注的悬案，警方应当如何进行舆论引导？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围绕朱令案引发的相关舆情进行分析研究，并对警方如何应对处置类似舆情提出几点策略和建议。

　　二、舆情事件

      朱令，全名朱令令，清华大学92级物理化学系学生，在校期间两次离奇出现铊中毒症状致终生残疾。1995年5月，北京警方经查排除其误食、自杀可能，确认系投毒事件并立案侦查。
　　1997年4月，北京警方对朱令室友孙维进行了8个小时的讯问后排除其嫌疑。此后，朱令案再无进展，且由于警方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一些做法，让朱令案成为公众事件，从而衍生出对于作案嫌疑人家庭背景的各种猜测。
　　今年4月，复旦大学投毒案促使网友再度关注朱令案，舆论的矛头仍旧指向其室友孙维。
　　4月18日，孙维再次在天涯发帖称“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这期间，孙维此前号召好友协助澄清事实的“发帖指南”被曝光，网友对其怀疑程度加深，并进而开始声讨警方“向权贵低头”，朱令案的舆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持续近1个月。
　　舆论从同情朱令、质疑孙维发展为呼吁警方公开案情、重启调查。

　　三、舆情趋势

      第一阶段： “天妒红颜”引关注 “孙维声明”被质疑

      朱令案发生时，由于当时的舆论环境比较单一，此事件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反响。
　　2005年11月30日，天涯网友“skyoneline”发帖《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
　　称孙维家世显赫，朱令案不能侦破的原因是警方受到了权力干扰。该帖发出后，一直以来关注朱令案的网友集中展开讨论，并认为孙维嫌政法舆情2013年6月3日疑最大。
　　2005年12月30日，孙维以“孙维声明”的账号发帖《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称自己没有投毒，当年被讯问8小时后，警方已经于1998年解除了对她的怀疑。此帖发出后，部分网友认可其清白。
　　2006年1月3日，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诚在天涯实名发帖《关于朱令事件的几点说明》，列出怀疑孙维的原因、证据。该帖发布后，网友对孙维的质疑剧增。
　　此外，《法制早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也在孙维发声明之后报道了朱令案，新浪、网易、搜狐进行了转载。在这一阶段，网友通过孙维、贝志诚、孙维同学等人的帖子对朱令案有了一定的认识，网友关注焦点在于孙维到底是不是凶手。
　　

      第二阶段： 复旦投毒案牵出朱令案 孙维再发声明引热议

      今年4月15日，复旦大学学生黄洋中毒事件使朱令案再度浮出水面，并成为新浪微博热门话题。4月17日，贝志诚在腾讯微博开微访谈，接受网友提问，介绍朱令案。
　　4月18日，孙维再度在天涯社区发帖“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引发大量网友指责、质疑，并开始分析案情，展开“网络破案”。
　　4月19日，孙维号召好友顶帖的“发帖指南”被曝光，媒体跟进对朱令案的报道。
　　4月20日，当年曾报道过朱令案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在新浪微博开微访谈。其文章中北京市公安局14处刑警李树森的回应——“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引发网友关注。
　　4月20日，截获孙维邮件中“发帖指南”的匿名黑客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称希望警方能重启调查。同日，朱令案的代理律师张捷发布博文《朱令中毒案证据分析大全》，点击量高达48万次，评论数1.5万条。
　　4月2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清华“朱令案”，须研判重启调查的可行性》称“警方有责任、有义务向公众澄清并回应”，而“具体刑事案件的调查程序是否重启，必要性与可行性如何，有赖警方依照法定程序认真研判、秉公办理，也不排除吁请检察机关行使对刑事个案的法定监督权”。
　　在这一阶段，结合此前对朱令案的种种分析，加上媒体报道评论，网友在猜测“破案“的同时，逐渐将矛头指向警方，强烈希望公开当年的调查信息。
　　

      第三阶段：舆情持续发酵 央级媒体关注朱令案

      4月25日，“@央视新闻”发表评论“朱令案，何时水落石出”，称“与其任由坊间传闻四起，疑云难解，不如尽早彻查澄清”。
　　4月26日，“@人民日报”转发“@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探访朱令案的报道，转发量达3.3万次，同时发布微博“人民需要公平正义”，呼吁关注朱令案的微博，转发量高达7.3万次。随后，陈坤、姚晨等明星转发该微博，表示将捐款救助朱令。当日，“@央视新闻”发布朱令案视频链接，并提出疑问“19年前发生了什么使朱令铊中毒超万倍？黑手是谁？”，“希望这不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期待真相”，该微博被转发5万多次。
　　4月27日开始，网络上许多关于朱令案的帖子遭到删除，引起网友的不满和质疑。
　　这一阶段，舆情持续发酵，“连人民日报的帖子都被删”让网友更加肯定“案件嫌疑人背景强大”，强烈质疑警方办案受到权力干扰。
　　期间，“@平安北京”无论发布什么内容的微博，后面的跟帖都是网友要求警方出面回应、公开朱令案的内容。
　　

      第四阶段：白宫请愿无果 警方回应无效

      5月4日，有网友在白宫网站发起请愿，要求美国驱逐在美的孙维，至5月7日，该项请愿收集到11万个签名。虽然这个请愿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但引起中外媒体对朱令案的共同关注。当日，新浪微博关于朱令案的讨论量达到了顶峰。
　　5月8日，“@平安北京”发布北京警方对朱令案的回应，被转发8.9万次。网友针对北京警方的回应提出诸多质疑，同时，朱令家属也对警方回应表示不满。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是一剂解毒良药》称，唯有以公开保证公正，以透明确保清明，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强。
　　因不满足于警方回应，目前，朱令案的舆情仍在继续，网友的诉求集中表现为呼吁警方公开更多案情信息，并希望能够重启调查。
　　

四、舆情解析

      1. “黄洋”到“朱令”，名校投毒引关注

      4月16日，“复旦大学投毒案”被害人黄洋去世，其室友因有重大嫌疑被刑拘，一时间“投毒”、“寝室”成为热门词汇，舆论出现“哀悼死者”、“反思高等教育”的高潮。与此案情节相似的朱令案被“翻”出对比，有媒体称“十八年前朱令的悲剧在黄洋身上重演”。人们在关注黄洋的同时，了解或重新关注了朱令案。

　　2. “红颜”变“病颜”，舆论为朱令请愿

朱令因为铊中毒从一个才貌双全、多才多艺、同学口中“完美”的人变成了“智商只有五、六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士”，这种巨大的落差引发民众的同情。网上曝光的朱令照片更把这种情绪推向极致，最终演变为各种“为朱令请愿”的行为，成为舆情高涨的引燃剂，促使人们对案件的进一步关注。
　　

      3. 案件“一波三折”，网友蜂涌探求真相

      随着对案件的关注，人们发现朱令案一波三折、疑点重重：“铊从哪里来”，“朱令为何会两次中毒”，“嫌疑人孙维为何事发两年后才被审”，“清华大学为何不为嫌疑人颁发学位证书”等，这些疑点官方都没有明确说明，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上流传各种“内部人士”的“分析帖”、“爆料帖”，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有网友甚至表示“比小说还离奇”。案件的种种不确定性引发民众对真相的渴求与探索，真相一天不明，这种探求就很难终止。
　　

      4. 疑似“包庇权贵”，触及公众敏感神经

      在各种非官方的案件分析、解释中，占主流地位的说法是“当年警方已确定犯罪嫌疑人孙维有罪，但由于孙家权势的干涉，嫌疑人被释放”。这种说法暗示该案存在“权力干涉司法”的现象，触动了比较敏感的两个舆论焦点，一是“司法不公”，二是“权贵特权”。近来一系列冤案错案被媒体广泛报道，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下降，“朱令案”中疑似涉及到的“权贵特权”更让舆论愤怒，引发了公众对“特权”的声讨。
　　

      5. 涉事部门未作回应，缺乏相应舆情疏导

      面对4月16日以来舆论对“朱令案”的关注，政法舆情2013年6月3日 舆情研究Research相关涉事部门未作出及时回应和引导，而是任由舆情发酵，最终超出预期，甚至出现引发“全球舆情”的可能。案件中，主要的涉事单位为北京警方、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民众期待合理解释和回应，但截至5月8日，无任何单位发声。
　　网络上最终形成“十万人请愿白宫”，希望美国通过外交手段干预的状态，舆情在热度增长的同时扩展至国际。
　　5月8日，北京警方微博虽作出回应，但笼统、缺乏针对性的内容加上“该微博评论受限”，这一回应被网民认为是“简单敷衍”，“想尽快了事”。结果此次回应本身又引发舆情，推动事件进入新的高潮。
　　

      6. 网络信息被删被禁，舆情再次出现反弹

      在舆情过程中，“朱令”一度成为微博敏感词汇，部分新闻报道也遭删除。这种“不解释，先禁言”的做法引发舆论反感，容易出现“一解禁，就高峰”的现象。禁言”首先增加了事件的“暧昧感”，越禁人们越会猜测“是否有黑幕”，反而增加了舆论话题。其次，“禁言”切断了表达渠道，同时会滋生不良情绪，让解禁后的舆论更加“喧闹”。
　　

      7. “关键人士”持续推动，舆情连绵不断

      从1995年至今，“朱令案”经历了多次舆情高峰，发展至今，与关键人士的推动有密切关系。这里的关键人士一类是朱令父母、贝志诚、孙维、相关律师等事件亲历者，二是密切关注朱令事件的网友。事件亲历者的声明、行为等构建舆论话题，如孙维在天涯发表的“声明”是多次舆情高峰的导火索；密切关注事件的网民预热舆论环境，如“复旦投毒案”至“朱令案”的舆情转移。关键人士对舆情事件的推动起主导作用显示出，过去未平息的舆情事件并未消失，只是未寻找到合适的引爆点，而关键人士的舆情引导可有效控制舆论走向。
　　

五、媒体观察

      公开是一剂解毒良药

      朱令案之所以引发各种猜想，在于有关方面一度对案情讳莫如深、对过程语焉不详、与其家人沟通有限。“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公开是维护公平的有力利器，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试想，如果朱令案的相关信息依然尘封在司法档案里，不仅对受害人未有一个确切答复，被怀疑的孙维也始终承受“有罪推断”的重压，这样的处置如何能保障两者的权利？如果对朱令家属的信息公开申请，反应迟缓乃至持久沉默，不去解释真凶缘何难以伏法，案件为何无法侦破，这样的处理又怎能避免公众的臆断？信息封闭之下，猜度四起是必然的。法律界有句名言，正义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唯有让公众“看得见”，以公开保证公正，以透明确保清明，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强。

　　（来源：《人民日报》）

漠视舆情三缄其口更易滋生矛盾

      不论是“朱令案”，还是“京温商城女子坠楼案”，相关猜测得不到权威解答、部分疑点得不到明确证实时，传言就会扩散，不仅会点燃公众情绪，还会引发社会不安。
　　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给司法执法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及时通报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情况，化解公众质疑，能赢得更多支持和信任。反之，漠视舆情，对群众关注三缄其口，更容易滋生社会矛盾。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和力度，直接关系舆论引导力、政府公信力。
　　

（来源：新华网）

“朱令案”须研判重启调查的可行性

      刑事案件侦破有其难度，不可能也不应该2013年6月3日政法舆情 舆情研究Research有所谓“限期破案”，甚至“命案必破”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些疑点重重甚至仍不乏线索的案件，公众不能督促警方继续(或重启)调查。
　　具体刑事案件的调查程序是否重启，必要性与可行性如何，有赖警方依照法定程序认真研判、秉公办理，也不排除吁请检察机关行使对刑事个案的法定监督权。但另一方面，对案件进展、结果的公开，还应当以政府职能部门信息公开的要求衡量之(包括明示所谓的“其他不公开情形”)；对案件背后的“权力传说”，更须有权威部门牵头组建调查组，不回避也不包庇，查清原委，及时、全面地给公众一个说法。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六、网友评论

      网友的观点以5月8日警方回应“朱令案”为第二阶段网友观点倾向分水岭，分为前后两阶段。
　　第一阶段：逾三成的网民呼吁案件公开并重启调查，他们表示“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应缺席”；24%的网民对案件真相进行了个人探析，他们“要真相，要结局”；质疑“司法被权贵干涉”的网民占到总体的17.3%；13.3%的网民表达了自己“同情朱令”，“愤怒凶手”的情绪；还有6.7%的网民呼吁帮助朱令，5.3%的网民反思高等教育的缺陷，或是以调侃语气“谢室友不杀之恩”。
　　第二阶段，5月8日警方回应后，相对于前一阶段网民观点的分散，这一阶段网民主要集中于“对警方回应内容、方式的讨论”和“表达公开案件信息、重启调查的诉求”。54.6%的网民讨论了警方回应的内容和方式，观点分别是“警方屏蔽微博评论，欲盖弥彰”（27.3%），“警方说法前后不一，难信服”（15.5%），“回应只为平复舆论，缺乏专业解释”（11.8%）。45.4%的网民表达了公开案件信息、重启调查的诉求，其中，37.3%的网民“期待案件细节公开，重证司法透明”，8.1%的网民“呼吁警方邀请专业人士，重查此案”。
　　

七、舆情建议

      北京警方敢于在舆论最高潮之时介入网络舆情事件，回应民众质疑，这样的态度值得鼓励和提倡。在舆情回应方面，以下几点策略和建议或可作为参考。

1. 把握舆论诉求 正面回应质疑

      古语称“对症下药方可药到病除”，舆情回应亦然，只有准确把握舆论诉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才能达到平息质疑的目的。一般情况下，公众对悬案的关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舆论诉求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针对这种情况，警方在回应舆情前应先收集舆情信息，抓准舆论诉求。针对朱令案，诸多网友开始主要质疑警方办案受到权力干扰，而在接收了贝志诚、孙维、孙维同学、朱令家属等多方信息后，质疑的焦点变得更加具体，包括“立案两年后才审问嫌疑人”、“刑事案件仅审问8个小时”、“案件未侦破就结案、结案10年后才告知家属”等。然而，北京警方的回应称已竭尽全力侦查，办案过程中未受到任何干扰，对公众关于该案的以上具体疑问未作出相应解释。因此，19年来警方唯一一次主动回应舆论质疑的“进步性”被网友“选择性”无视了。警方回应之后，网友、媒体纷纷要求更大程度地公开案情，还原真相，让警方陷入被动地位。
　　

2. 接受舆论监督 善待舆情民意

      网络时代，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常常让公众产生逆反心理，加剧负面舆情传播，造成不良影响。针对朱令案，“@平安北京”发布警方回应之后，却关闭微博评论功能，引起网友强烈不满，最终导致网友通过“转发评论到原微博”的功能对“@平安北京”进行指责。例如网友“@从微博中看生活”评论称“终于又可以说话了，但想说的话已被情绪化了，但我还是想说，@平安北京这回你摊上大事了，你这是在透支我们对法律和对司法的信任”。这表明，政法机关在受到质疑时，应大方接受舆论监督，善待舆情民意，以开放、自信的姿态确保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以此增强政法机构公信力。
　　

3. 联合相关单位 共同澄清事实

      在舆情事件中，涉事各方的联合发声能让信息得到相互印证，提高回应的可信度。在朱令案中，孙维、北京警方、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表现都受到了舆论质疑。其中，孙维曾多次以个人名义在天涯论坛发表声明，而清华大学、协和医院则从未就公众质疑作出回应。北京警方回应之后，网友认为警方避开嫌疑人孙维，也未就孙维在声明中提出测谎、多次敦促警方调查朱令案等信息作出评价，这让公众对警方回应、孙维声明的真实性均持怀疑态度。此外，警方回应中表示“1995年4月28日，（朱令）被确认为铊盐中毒。同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向我局报案”，这也让网友产生疑问“为什么确认中毒一周后清华大学才向警方报案”，而朱令家属对媒体称他们在确认中毒当日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报案。于是，网友将质疑指向清华大学。因此，各方信息相互不能验证，网友不知道谁更可信，于是对朱令案的质疑有增无减。如果当警方在回应时能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声，以使信息相互验证，确保信息真实性，可提高回应的可信度。
　　

4. 援引权威规定 提高回应专业性

      网络舆论关于朱令案的讨论有其合理性，亦有过激或不规范的地方，警方应针对网友的过激言论进行教育疏导，必要的时候可引用相关规定甚至法律条文，提高回应的专业性。许多网友在给“@平安北京”的留言中要求警方公布对孙维8个小时讯问的过程及相关资料。有网友指出这是违反公安机关相关规定的，但未明确表示是违反了什么规定，两方网友因此发生争辩。如果警方能够适时介入，援引相关规定作出权威解释，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或可为澄清事实奠定基础。此外，类似对嫌疑人的询问时长规定、什么是“拘传”等相关法律概念，警方亦可采取相同方法进行介绍，避免个别网友以错误概念误导公众，给警方制造负面影响。
　　

（撰写/制图：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 陈锐 实习生 钟杏梅 付萌）

[2006-01-18]朱令：十年一梦仍未醒 新民周刊

http://news.sina.com.cn/s/2006-01-18/11068902428.shtml

朱令：十年一梦仍未醒

　　他们曾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大女儿吴今1987年考入北大生物系，1989年在郊游时意外坠崖身亡；小女儿朱令因为姐姐猝死的缘故改读清华，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今天的朱令“猫一天、狗一天”，但仍然是朱明新和吴承之的心肝宝贝。

　　撰稿／贺莉丹(记者)

　　今年33岁的朱令，体重达140多斤、全身瘫痪、丧失一切运动功能、轻度脑萎缩、生活无法自理，整天坐在轮椅上。11年间，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清华女孩蜕变成一名臃肿残疾的中年低智妇人。

　　朱令现状

　　44岁的胡海鹰曾经在北京方庄医院做过朱令10个月的复健医生，1997年第一次接触朱令时，胡海鹰的印象是“视力仅有光感，快达到盲的程度，铊毒严重损害了神经系统，运动功能、语言功能都有严重障碍，并有轻度脑萎缩症状”。

　　此种情形，很难让人想象朱令曾经有过的经历：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12岁开始练习古筝并获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

　　晚餐后，父亲吴承之给朱令剥了个橙子，橙子是朱令最爱吃的水果，父母亲只各尝了一小块，大半的橙子都被父亲细心剥好、切成小块放在朱令面前。

　　“我的呢？我的橙子呢？”朱令看起来有些着急，嘴里发出低沉模糊的声音。

　　“你的就在面前，自己找！”父亲提醒。

　　右手在桌子上摸索一阵，朱令果然抓到一块橙子。往嘴里塞橙子时，朱令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欢快地嘿嘿笑着。

　　“即便是这么近的距离，朱令还是看不见。”朱明新担忧地小声告诉记者。

　　在11年前刚苏醒不久，朱令对母亲朱明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的脑子好像是空的”。那个时候的朱令总是吵着要去学校做实验、要选修计算机课、要看书。在知道自己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后，朱令终于放弃了“读书”的念头。

　　这之后，大多数的时候，朱令总是微眯着双眼，安静地陷入冥想状态，每隔一段时间，母亲细心地给朱令擦去嘴边的涎水。

　　“在想什么呢？”朱明新逗她。

　　“想尿尿！”朱令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这是令令淘气的时候，她最爱爸爸妈妈拌拌嘴，今天猫样、明天狗样。”朱明新一脸疼爱的表情。

　　“猫一天、狗一天”的令令仍然是朱明新和吴承之的心肝宝贝。

　　“1995年8月，她整个人都是瘫的。我说，‘令令你听见妈妈在叫你吗，听见了就点个头’，她点点头，到了9月份，别人说话她也能听见了，也能想起一些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朱明新以为奇迹会发生。

　　但是，让朱明新失望的是，11年来，朱令的状态时好时坏。在朱明新的眼中，朱令非但没有达到哲学上所说的“螺旋式上升”的状态，这几年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实在无聊了，朱令就在看护她的阿姨手心里写写字、比划一下解解闷。在阿姨的印象中，即便看见电视屏幕上模糊的唱歌跳舞女孩的影像，朱令也总是表现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朱令不认生，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小孩，越来越依赖父母亲。“她的时空意识很差，总以为自己还是在清华读书的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33岁了！”朱明新长叹。她从未纠正过女儿的说法，就当朱令这十年在做一场梦，点醒梦中人反而会让她倍受刺激。

　　3天前，吴承之住院了，他的病已经拖了很久。3天后的下午，吴承之拎着瓶瓶罐罐提早出院了。“你一个人我放心不下。”吴承之简短地向妻子陈述了出院的理由，随即在女儿的额头重重一吻。

　　吴承之的床早就挪到了朱令的卧室里，有一段时间，吴承之工作到很晚，发现朱令彻夜都睁着眼睛，无法入睡的朱令一整夜都盯着天花板。大多数的时候，吴承之总是在女儿朱令面前表现出乐呵呵的样子，甚至饶有兴趣、不厌其烦地跟女儿拌拌嘴——拌嘴很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朱令恢复已经丧失的语言能力。

　　终于抱不动她了

　　为了方便女儿治病，朱明新夫妇搬到了朱令姥爷的家。这个家，客厅的皮沙发用坐垫遮住了几块破损的地方，家具都是旧的。11年来，他们从未放弃寻找任何一种可以让朱令康复的方法。

　　“我不能让令令离开我的视线。”朱明新强调，否则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这个家实际上更像“临时医院”：朱令躺下的时候，母亲麻利地把吸氧管插进朱令鼻孔，床也是专门为朱令买的，是医院病房的那种单人床，四周都有把手。

　　吴承之是上海人，195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退休前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妻子朱明新是吴承之的同班同学，退休前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工程师。他们曾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大女儿吴今1987年考入北大生物系，1989年在郊游时意外坠崖身亡；小女儿朱令因为姐姐猝死的缘故改读清华，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怎么办？怎么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总要活着啊！”吴承之哽咽着说。

　　2004年初，朱明新不慎摔倒，开颅，在前额处补了块巴掌大的钛合金。

　　这一跤也让她认清一个事实：自己今年64岁，老伴65岁，渐渐进入抱不动女儿的年纪。

　　“我们一旦离开，谁来照顾朱令？”吴承之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让朱令学会走路，基本生活能自理。11年来，在父母的安排下，朱令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天4次、每次半个小时的练习“站”，雷打不动，除此以外，朱令还要做仰卧起坐等锻炼。

　　“这么多年了，每次朱令做康复，父母亲总是陪着。如果朱令没有她父母亲这样持之以恒的呵护和精细照顾，恐怕你今天已经见不到朱令了！”胡海鹰喟然感叹。2000年朱令出现严重的肺部萎缩情况，差点要了她的命。

　　康复过程中必须要做的复健，是朱令感觉最可怕的事情。

　　最初的复健很困难，从“练坐”开始。医生胡海鹰感叹：“朱令在康复期间表现很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从运动功能来讲，朱令甚至连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都不如。”

　　朱明新和看护朱令的阿姨一人抱住朱令上身、一人抱着下身，一起喊着“一、二、三”，费劲地把朱令抬到复健机的座椅上，再喊一次“一、二、三”，阿姨扶住朱令上身让朱令站稳，朱明新将朱令的臀部用皮带固定在复健机上。“抓稳！”朱明新抓着朱令的手握紧复健机把手，朱令的双手如今已是臃肿不堪，“她的手以前是弹琴的，又细又长，谁都说漂亮！”

　　5分钟后，朱令的额头开始出现豆大的汗珠，“我们正常人站着不累，她就不一样了，要用全身的力量去站。”朱明新说。

　　网络影响下的朱令事件

　　“天生丽质的她有着明亮的双眸，白皙的面庞，加上高挑的身材，高雅的举止，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曾经建议她参加礼仪大赛。”物化2班的班长张利这样描绘他初识时的朱令。

　　“聪明、活泼、很运动的女孩，稍微优点骄傲，但的确很优秀”，在贝志诚向记者的描述中，同学朱令是属于“人尖”类的女孩。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初中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1992级学生贝志诚第一次到协和医院的病房，看见浑身赤裸的朱令陷入昏迷状态、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

　　“哪个同学见到朱令那个样子都会想尽办法去帮她，当时因为我们宿舍正在做internet的实验，而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internet是什么，只有北大、化工大学、中科院计算所三条线路有internet。”2006年1月13日晚间，朱令中毒11年之后，贝志诚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

　　震惊之下的贝志诚向朱明新提出：“阿姨，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救朱令？”随后，贝志诚和另外几名同学一起把朱令的病情用英文电子邮件通过互联网发往国外，朱令的乐队同学、后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任教的黄开胜等人在1995年4月至5月期间从贝志诚那里取回从国外发来的一部分电子邮件，共1635封，并逐一进行了阅读，黄开胜在1998年4月25日的一份书面材料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有211封邮件认为朱令是铊中毒，占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总数的79.92%。”

　　但是4月18日清晨，贝志诚拿着邮件认定的诊断结果送给协和医院时，最后的结果是苦等一天，“协和表现得非常傲慢，除了几个年轻的医生愿意看，其他医生都拒绝看，最后朱令父母只好自己去找相关部门鉴定铊中毒。”贝志诚说。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协和医院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延误”为由，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费用10万元人民币。

　　朱令的病例曾经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通过网络上收集信息和远程诊断治疗，一个曾经美丽的生命被拯救下来了。同时，朱令的故事开始通过网络广泛流传，2004年3月海外同学“帮助朱令基金会”成立。

　　“如果没有网络，朱令不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如今已能用家里的电脑浏览新闻的朱明新至今仍这样感慨。

[2006-01-18]新民周刊 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调查：网络让朱令受到关注

http://news.sina.com.cn/s/2006-01-18/11068902425.shtml

11年前，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1992级女生朱令因离奇的“铊中毒”事件导致全身瘫痪、大脑迟钝。11年来，对朱令中毒原因的争论与质疑从未停止。2005年12月30日，当年的“最大嫌疑人”在网上贴出一份声明，朱令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撰稿／贺莉丹(记者)

　　11年前，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1992级女生朱令因离奇的“铊中毒”事件导致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

　　11年来，对朱令中毒原因的争论与质疑从未停止。1997年4月，朱令父母得知，警方传讯了朱令的同宿舍女生苏荟(化名)，苏荟当时被认定为“最大嫌疑人”。

　　2005年12月30日，苏荟在天涯网站上贴出一份“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的声明，声称“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甚至沉默本身也成为了疑点”、“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2006年1月13日，苏荟通过天涯网站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已委托家人于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机关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采取透明办案方式重新侦查朱令中毒案件，查明真相，给朱令家人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继11年沉默后，苏荟的两度自我辩护引发网络上如潮水般的讨论，是非真相，扑朔迷离，朱令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中毒前后

　　2006年1月13日，北京初降一场瑞雪，冬日煦暖的阳光洒在窗台上，几盆小红花静静绽放。

　　轮椅上的朱令，睁大了眼睛看着窗外，阳光亲吻着朱令长长的睫毛，但事实上，朱令的双眸已看不见任何风景。

　　在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眼中，女儿的“铊中毒”征兆并不明显，11年了，朱令父母早已两鬓斑白，但他们一直心存疑惑：“能致人于死地的铊盐是如何进入女儿体内的？究竟是谁将铊盐放入了朱令的食物？”

　　在朱令北京的家中，朱明新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了朱令中毒前后的几个关键性的时间点和细节：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时，吴承之专门请宝贝女儿到外面吃饭，吃了几口后，朱令就跟父亲说肚子疼，“难受，吃不下”。

　　那段时间，朱令一直忙于准备学校的“一二·九”演出，身为清华大学民乐队重要成员的朱令特别看重这次演出，“她表现得很兴奋，还给我和她爸爸拿了几张演出票，让我们去看”，朱明新回忆。同时，朱令开始“比较多”地掉头发。

　　12月11日晚，在北京音乐厅，吴承之和朱明新夫妇观看了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明新清楚地记得：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白上衣、黑长裙的朱令端坐台上，熟练弹奏古琴独奏《广陵散》，之后，朱令还参与了乐队的几个合奏节目。

　　因为事先知道女儿身体不舒服，朱明新隐隐地感觉到朱令表演时一直在“坚持”。演出结束后，朱明新专门到后台找女儿，那时朱令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朱明新劝她回家，但朱令坚持要将道具运回学校，表示要“跟大家一起回”。

　　清华大学民乐队一位老队员事后回忆：“演出完后，在清华南门某餐厅的庆祝朱令没有参加，这时才听说朱令已经3天没吃饭，完全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所有演奏。”

　　第二天，12月12日，朱令却独自回家，她告诉母亲，“肚子疼得受不了了”。

　　12月23日，朱明新将女儿送到北京同仁医院诊治，这天，朱令的一头长发全部掉光了。

　　在同仁医院消化科治疗的一个月时间内，朱明新晚上打地铺陪女儿，朱令“肚子疼得整夜都睡不着”，且腰部长出“带状疱疹”，去照片子时已经需用轮椅推着。因为放心不下拉下的课程和实验，朱令看起来“很烦躁”。同仁医院的医生未查出朱令的任何病因，只给她开了氨基酸等消化类药物。1995年1月23日，朱令出院。

　　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学，朱令坚持要上学。

　　“那年过年后朱令上了几天课，很奇怪，她戴了个帽子，我们才知道她脱发了，后来才知道她生病了，但却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2006年1月14日，朱令在清华物化2班的同班同学李现平告诉记者。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除周末回家一次外，朱令差不多有8天的时间呆在清华校园内，她“走路已经有些困难”。朱明新很担心，其间几次跑到清华看望女儿，朱令宿舍给朱明新的印象是“挺乱，水杯随便放在桌子上”。

　　这时的朱令，大多数时间是呆在宿舍温习功课、准备补考，早餐吃家里带过去的壮骨粉、面包，每天跑到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热家里带过来的瓶装中药。朱令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乐队同学要帮我打饭，我不要他们帮忙，我自己打饭。”

　　一直到1995年3月3日，朱令再次独自回家，当时的朱令又长出几厘米长的头发，她告诉母亲“全身都疼，最疼的是脚”。朱明新大惊，带着女儿先后到北医三院、北京医院看病，在没有疗效的情况下，又带着朱令去北京协和医院挂了专家门诊。

　　3月9日，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给朱令看病，李舜伟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他建议朱明新赶紧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专家张寿林处做鉴定。张寿林其后与李舜伟会诊，高度怀疑朱令是“铊中毒”。但因条件限制，朱令没有做铊中毒鉴定，而是在协和医院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

　　3月15日，朱令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她重新长出来的寸许短发再次全部掉光。

　　记者查阅了朱令当年在协和的病例，得知协和方面对朱令入院时病情的认定为“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痛3个月，双下肢远端疼痛7天，眩晕3天……患者于入院前3个月(1994年12月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为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3个月后出现脱发，双肩、膝关节酸痛”。

　　朱令两次中毒紧急住院后，协和医院医生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有关朱令在清华就读期间接触过实验药物的情况，老师填写了一张实验药物清单子交给医生，证实朱令未接触化学毒品。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一位老师也告诉朱令父母，清华的化学毒品管理很严，两个人拿毒品柜的钥匙，同时开方可取出。在协和住院期间，朱令亦对医生否认自己有过重金属接触史。

　　朱令当年在协和医院的病例显示，初次确诊结果为“周围神经病、肢端红痛症原因待查”。1998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显示，1995年4月18日，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认为朱令“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可能性大”。在这段时间，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表示可以“排除铊中毒”。

　　1995年3月23日，朱令接受气管切开手术，并做了气胸手术。之后朱令病情一度恶化，3月26日，朱令被送进协和ICU病房(重症病房)，接上呼吸机。两天以后，朱令陷入长达2个月的深度昏迷症状。

　　4月28日，朱令父母的一个朋友告知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可以做铊中毒鉴定，他们收集了朱令的指甲、大块掉落的皮肤以及在1994年12月朱令发病时掉落在尼龙运动衫上的头发，并从协和医院收集了血液、尿、脑脊髓等样品，送往北京职业病研究所专家陈震阳处进行化验。

　　记者看到的一份当日由陈震阳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尿液中铊含量275微克／升；脑脊液铊含量263微克／升；血清中铊含量31微克／升；毛发中铊含量532微克／升；指甲中铊含量22824微克／升(北京地区人群尿中铊含量为0—5微克／升)。”

　　据此，陈震阳认定朱令病因缘于铊中毒，且是两次中毒，不是自杀就是他杀。陈震阳告诉朱明新，铊盐无色无味，“搁在面包里都察觉不出来”。

　　当天，协和医院开始用普鲁士蓝为朱令排毒，曾担任过朱令复健医生的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胡海鹰告诉记者，铊离子容易和细胞上的蛋白酶结合，价格很便宜的普鲁士蓝是一种普通的染料，它能很快将铊离子置换出体外。

　　“太晚了，这时已是令令中毒后送进协和医院的第50天了，铊中毒已经侵害了她的神经系统，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朱明新说。

　　复杂离奇的朱令事件

　　一个权威的铊中毒鉴定找出了朱令5个月间两次发病的原因。

　　“在这之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拯救女儿身上，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马上报案。”吴承之说。

　　朱明新告诉记者，4月28日当晚，朱令父母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方渝教授，朱令舅妈在薛方渝家提出报案的要求。薛方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方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保卫部长报案。

　　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方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方渝教授表示，迁出同学有些困难。

　　一些蹊跷的事情在发生。

　　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学给吴承之打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

　　而在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当天来查看的民警事后告诉朱明新夫妇，钱散落在地上；与朱令联络过的清华一位老师告诉他们，朱令的杯子后来在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被发现。

　　朱明新由此怀疑，“投毒凶手想毁灭作案现场”。

　　5月7日，朱明新夫妇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叫去做笔录，由此了解到，朱令一案由清华大学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人员负责调查。

　　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一名退休老公安王补专门找到朱明新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可接触到铊盐；有作案动机；有异常表现。

　　“在王补的提醒下，我们的怀疑范围迅速缩小了。”朱明新说。她后来想起女儿在出事前曾在谈话中向她介绍过几次好朋友苏荟，朱令和苏荟因为都是北京人，关系不错，在朱令的介绍下，苏荟也参加了清华大学民乐队。

　　朱令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的古琴老师处上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谁知苏荟告诉班上同学，‘今天乐队没活动’。本来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她自己心里也有压力，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回忆，这样的“别扭”还有好多次。在另一次，民乐队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课，朱令回家后告诉母亲，苏荟跟老师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不用点拨太多了，将朱令挤到后排，朱令因此很不高兴。

　　朱令中毒后，清华派出所公安对朱明新表示：“可以大胆怀疑。”

　　在近日公布的声明中，苏荟对外表示，“想不到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

　　这份声明也强调，“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安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

　　谁可接触铊盐？

　　“我们在知道朱令中毒后很震惊、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朱令怎么会接触到铊盐的？”11年来，朱令在清华物化2班的同班同学李现平和朱令的其他同学们一直希望能找到朱令中铊盐剧毒的原因。

　　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胡海鹰用“比砒霜厉害几百倍”向记者形容铊盐的危害：“铊盐是一种剧毒性化学物质，无色无味，在食品、饮料里加一点点就能置人死地，不通过专业仪器检测很难发现铊盐中毒。铊盐需要高度保管，不是普通人能从市场上买到或从实验室能得到的。”

　　在胡海鹰看来，整个北京市能接触铊盐的差不多仅200个人左右，用铊盐的都是科研单位做化学试验或一些化工类项目研究，还有包括清华、北大等一些大型院校一些特殊的实验室。

　　在朱令周围，谁可以接触到铊盐？

　　1997年4月9日，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朱令父母，与朱令同宿舍的一名女生因帮老师做课题，能接触到铊盐。

　　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苏荟本科论文的童爱军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苏荟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了铊盐，但童爱军教授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苏荟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童爱军教授表示，在朱令事件发生后，她已经跟系里、派出所认真讲述过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一些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

　　李现平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清华，学校鼓励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学有余力的本科生提前介入一些教授、副教授课题的研究，当时物化2班有很多同学在参加这些课题，每个人的课题都不同。“高校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并不严格，肯定有漏洞，管理也是有时松、有时紧，那时做实验时，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想进实验室去基本上都能进去。”李现平说。

　　1997年5月，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男生王晓龙向同学江林投下铊盐剧毒，理由是“过去江林与自己关系那么好，现在却不理自己了”。一时间，舆论哗然，同年的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指出：“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北京307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专门的“职业病”鉴定中心才能对铊盐中毒进行鉴定，其他医院则需要把中毒者样本送到这几个专门检验铊盐中毒之处。“一般的医务工作者对铊盐中毒的知识非常缺乏，对铊盐的危害、对铊盐的管理等方面认识不足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胡海鹰分析。

　　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校领导在见朱令家属时强调：“学校在管理上，按照管理毒品的规定做了。”

　　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与朱令家属的一次正式会面中，确认了以下事实：确认朱令是铊盐中毒；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对铊盐的使用未经严格管理和登记；排除朱令本人及其亲属接触过铊盐。

　　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的10年后，苏荟在她的这份声明中反驳称，她并非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做实验的时候，同学们互借仪器药品也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即使在朱令中毒确诊后也没有太大改善。”

　　为了证实这个事实，苏荟表示，在1997年4月，她从未在清华工作、学习过的哥哥独自一人借了一部家用摄像机在白天工作时间到化学系实验楼，先后进了几个实验室，并从其中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台上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举在镜头前，把它带出实验楼，然后又送回原处，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又重复了几次，每次都无人过问。”

　　一起悬案

　　“尽管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能胡乱猜测。”李现平认为出言谨慎是为“负责”。

　　朱令父母也在艰难求证，1997年上半年，朱令班级的同学即将毕业前，朱令的舅舅去清华找了物化2班的一些同学，希望他们能提供朱令在校生活的详细细节，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没有同学告诉他们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11年后，朱令事件成为一起悬案，而关于苏荟家庭有着“特殊高干背景”的说法也在悄然流传。

　　一种说法是，朱令家同样具有“高干背景”。对此，朱明新提到一个表弟跟她开玩笑说，“大舅舅是高干的尾巴”：“我父亲朱启明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文革’前在北京市委工作，‘文革’后平反，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当顾问，没多久就离休，2001年去世。母亲退休前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

　　11年来，关于谁是凶手，各种说法，此起彼伏。

　　2006年1月13日晚间，记者与当年负责朱令案侦破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刑警大队警察李树森联系，李树森以“有些事情不好说、不能说”为由婉拒记者。

　　连日来，记者在朱令事件的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回答是“不知道”、“不清楚”，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当年重要的细节正被遗忘。

　　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领导找朱令父母谈话时表示，此案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

　　1997年2月，化学系教授薛方渝等两位老师来方庄医院看望朱令，薛方渝教授向朱令父母透露：将配合公安局做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此后朱令父母多次询问，至今无回音。“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现在都没有动作。”朱明新至今疑惑重重。

　　在朱明新的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到苏荟是1996年初，她和宿舍另外两个女孩——新疆的王琪和陕西的金亚一起到海军总医院去看望正在做高压氧舱治疗的朱令，那天，朱令笑的声音格外响亮。

　　此后，斯人再未谋面，而提供线索的老公安王补业已辞世。

　　时至今日，朱明新数次奔走于公安局信访部门与刑警大队间，“苏荟愿意站出来是件好事，我希望她能为破案提供线索。尽管希望很渺茫，情况不乐观，但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否则真的对不起孩子！”看着已经痴呆残疾的女儿，朱明新只有这样为自己打气。

[2018-12-13] Mass spectrometry sheds new light on thallium poisoning cold case

原文来自马里兰大学新闻稿

https://cmns.umd.edu/news-events/features/4292

Mass Spectrometry Sheds New Light on Thallium Poisoning Cold Case

UMD geologist Richard Ash developed a mass spectrometry standardization method for generating a timeline of thallium poisoning by analyzing the victim’s hair

In 1994,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 Zhu Ling began experiencing stomach pain, hair loss and partial paralysis. By the time doctors diagnosed Ling with thallium poisoning about four months later, she was in a coma. Ling survived, but she suffered permanent neurological damage. A police investigation determined that Ling was intentionally poisoned, but the case remains unsolved.

Hair samples from the victim are mounted on slides for analysis by mass spectrometry. Photo: Faye Levine (Click image to download hi-res version.)Two decades after the poisoning, an associate of Ling’s family asked Richard Ash, an 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 in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s Department of Geology, to analyze several of Ling’s hairs collected in 1994 and 1995 to establish a timeline of her poisoning. Although Ash specializes in analyzing geological samples, he frequently helps a variety of researchers by analyzing trace elements in samples using mass spectrometry, a technique that can measure elements at the parts per billion level.

In October 2018, Ash published the results in the journal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veal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victim had been exposed to multiple doses of thallium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my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use of mass spectrometry to reconstitute the timeline of a prolonged case of intentional heavy metal poisoning,” Ash said.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ictim was poisoned in many doses that increased in frequency and concentration over time.”

Mass spectrometry makes finding even low concentrations of thallium in hair easy, but measuring the amount of thallium in a hair sample is challenging. Other laboratories turned away Min He, the Ling family associate and Ash’s co-author of the study, because there was no established method for this type of analysis.

“Mass spectrometry is not good at measuring concentrations,” Ash said. “To do that, you need an established 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 to compare your sample against. And there are no such standards suitable for measuring thallium concentrations directly from a strand of hair.”

Ash made his own standard using a 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 made out of orchard leaves, which was develop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to measure certain elements in biological samples. Ash added known quantities of thallium to the NIST material to create a new set of standards that allowed him to determine how much thallium was in the victim’s hair.

As an additional level of quality control, Ash tested his measurements derived from the NIST-based standard against a powdered hair standard from China and found that his measurement of elements in the victim’s hair samples closely matched those in the powdered hair standard.

“To be honest, I was surprised that the new standard worked so well,” Ash said. “Developing my own standard was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t paid off.”

Next, Ash took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human hair grows—and incorporates chemicals from the body—at a constant rate. Because of this characteristic, measu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metals along a hair’s length is an established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and dosage of a person’s exposure to the metal.

To measure thallium in the victim’s hair, Ash scanned the length of the hair with an ultraviolet laser. The laser’s energy converted the outermost layer of the hair into tiny particles. Ash then used a mass spectrometer to analyze the particles for thallium. Using the growth rate of hair and the scanning speed of the laser, Ash converted his measurements into a timeline of thallium ingestion.

Ash used this technique to analyze several of the victim’s hairs, which were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s in 1994 and 1995. One hair that began growing when Ling was asymptomatic revealed about four months of sporadic exposure to thallium, with increasing dosage and frequency until the hair fell out around December 1994. A second hair, which fell out around March 1995, showed about two weeks of constant ingestion of large doses of thallium.

Ash also discovered a large spike in thallium concentration in the first hair that corresponded to a brief period when Ling experienced vision loss but no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s the study noted,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victim might have been poisoned via eye contact at first, but later on, she was poisoned via oral ingestion.

By publishing his method and findings, Ash hopes that his work can help with heavy metal poisoning investigations in the future—and maybe even the decades-old case that introduced him to this research area in the first place.

“I hope that the new information our work has provided may one day lead to the perpetrator being brought to justice and Zhu Ling’s family gaining some solace from seeing that,” Ash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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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aper, “Details of a thallium poisoning case revealed by single hair analysis using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Richard Ash and Min He,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on October 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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