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木头

真实纪录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和朱令有关的事情

[2006-01-23] 朱令事件再起波澜 — 法制早报

Posted by woodinwind on January 23, 2006

http://www.chinalegalnews.com.cn/legaltimes/20060123/0901.htm

朱令事件再起波澜

本报记者 李 亮 2006-1-23

清华铊中毒案件嫌疑人孙维 2005 年 12 月 30 日 在天涯论坛发表声明:“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

2005 年 12 月 30 日 ,一篇署着孙维名字的声明出现在天涯论坛,“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朱令的不幸在逐渐被人们遗忘的时候,网上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孙维是凶手的传言至今仍在流传。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嫌疑人似乎终于对朱令事件有了回应。

孙维网上的辩解一石激起千重浪,沉寂多年的“朱令事件”又被翻出水面,网上的争论愈演愈烈, 2006 年 1 月 20 日 ,记者走进了朱令的家。

她,曾经长发飘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优秀,拥有非同一般的音乐才华,是学校的游泳健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高雅气质,曾经被同学公认为完美。今天,她坐在轮椅上,几度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五官扭曲,几近失明,将近 70 公斤的体重,一个发卡卡住稀疏的短发,时常喊出的“伊……呀……”声,就像放大的婴儿叫声,在空洞洞的房间内回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用发抖的手完成刷牙的简单动作,也费尽气力,牙膏却仍抹不到牙上。

她叫朱令,一个不幸的女孩。

他们,曾经有两个女儿,每一个都聪明漂亮,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但是随着大女儿的坠崖身亡,二女儿的中毒致残,他们美丽的未来憧憬在瞬间化为泡影。他们照顾植物人一样的女儿 11 年,他们维权 11 年,他们自己甚至已经累倒,为了女儿又坚强地站了起来,甚至连白发何时爬上头顶也记不清楚。

他们是朱令的父母,被人誉为最坚强的父母。父亲吴承之,今年 65 岁,退休前曾任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今年 64 岁,退休前是中国远洋总公司高级工程师。

他们的家曾经衣食丰裕,可现在记者见到的却是家徒四壁,几处墙皮已经剥落,屋内只看得见简朴的陈设。一个屋子的高大书橱里堆满了药和保健品,而隔壁的房间铺设更为简单,只有一张小床和一张病床,旁边矗立的氧气瓶给人一种医院的感觉。为了照顾女儿,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

悬疑 两次铊中毒事件

拿着医院的化验单子,吴承之夫妇看着躺在医院昏迷不醒的女儿朱令,他们作梦也没想到女儿会铊中毒,而且是超于身体正常含量 1000 倍。

虽然那是 1995 年的事,过去了 10 个年头,但是吴承之仍然历历在目。诊断结果出来后,就有医生断言,“如此大的剂量,只有投毒,接触中毒是不可能的。”

从那时开始,尚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朱令,青春开始凋零。

1995 年 5 月 7 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立案调查,这之间吴承之在家接到了匿名电话,来人声称朱令的宿舍被盗,清华在管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清华派出所证实,确有此事,现场被破坏,地板上丢着钱,推测作案者作案动机并不是为钱。清华大学一位老师事后告诉吴承之,朱令宿舍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缺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还有一个不锈钢杯子滚落在床铺下。

整个案情被这次盗窃事件渲染的更加离奇。

派出所立即着手开始调查,并且承诺吴承之夫妇尽早抓到凶手,谁知道这一抓就是 11 年,到现在凶手是谁,仍然是个迷。

曾经被派出所列为重大嫌疑人,朱令的同窗好友孙维在 1998 年 8 月份时被公安局审讯 8 个小时,最终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维与朱令中毒事件有关,孙维被警方宣布解除嫌疑。

案子悬而未决,随着时间的流逝,朱令的不幸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网上的争论仍然不休不止,孙维是凶手的传言至今仍在流传。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嫌疑人似乎终于对朱令事件有了回应。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一篇署着孙维名字的声明出现在天涯论坛,“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文中如此写道。

孙维网上的辩解一石激起千重浪,沉寂多年的“朱令事件”又被翻出水面,网上的争论愈演愈烈,吴承之夫妇的思绪也似乎回到了 11 年前。

据吴承之回忆,第一次中毒征兆是在 1994 年, 11 月 24 日 是朱令的生日,当时朱令正在学校为岁末的“ 12. · 9 ” 演出作准备。为了照顾女儿,吴承之下班后特地在中关村一家饭店为女儿祝庆生日。当吴承之拿着菜单订饭时,朱令就开始了肚子痛,原本开心的晚宴以疼痛收场。吴承之以为女儿劳累过度,或是肠胃不适,没有太放在心上,留下了钱让朱令第二天看病。

直到 12 月 11 日,对于朱令来说意义重大的演出近在眼前,她忍着痛,没有回家,一直坚持排练,甚至在演出前连饭也没顾上吃。在北京音乐厅的聚光灯下,几乎每个演出都有朱令,“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她是忍着痛坚持表演完的。”随着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的谢幕,朱令的表演也完美结束,朱明新是含着眼泪看完的。

演出结束后,腹痛的朱令并没有跟随吴承之夫妇回家,而是坚持帮大家收拾整理演出道具,由于疼痛愈发严重,演出庆功会她也没有参加。第二天,朱令回家, 23 日就被送到同仁医院,当作肠胃病治疗,之后朱令开始持续疼痛,脱发,面肌瘫痪。

在同仁医院住院一个月后,朱令疼痛减缓,头发也长了出来。吴承之夫妇以为女儿是劳累所致,好好保养即可。于是接朱令在家休养。 4 个月后,为了化验,吴承之夫妇又找出了朱令原来曾经穿过的运动服,收集了一撮头发,经过化验得知,这次反应也是铊中毒,只不过剂量偏小而已。

寒假开学时,朱令的病症并没有多大好转,但是此时的朱令归心似箭,已经有一堆计划等着她去完成,比如补习落下的学业,以及补修德语等等。开始憧憬新学期的朱令并不知道自己离痛苦的深渊又近了一步。

第二次中毒现象出现在 1995 年 3 月 6 日 ,朱令突然双足剧痛,吴承之夫妇急忙把朱令接到北医三院治疗,在服用止痛片未见好转的情况下, 7 日被转到协和医院门诊。 3 月 9 日 ,由于没有床位,朱令不得以在地下观察室躺了几天, 15 日住院后,就是长达 5 个月的昏迷。

愤怒 吴氏夫妇状告“协和”

“高度怀疑是铊中毒。”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在初步检查后,就做出金属中毒的怀疑。但是协和医院并没有检测仪器,所以没有做相关化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 张寿林 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当天,朱明新陪同朱令到张寿林处检查,根据症状,张寿林认为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但是该所也不可检测。

这期间,朱令发病一直得不到有力救治,开始出现了神志模糊、对答不切题等反应,又伴有严重的腹痛和脱发症状。

随后朱令开始昏迷,并被转入 ICU 加强医疗病房。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老两口只有默默地企盼女儿早日脱离危险,“她分七次总共输了 14000cc 的血,几乎全身的血被换遍了,但是仍然在恶化,而且感染了丙肝。”吴承之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朱令究竟得了什么病?这个问题当时一直困扰着吴承之夫妇,老两口看着女儿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心急如焚。

1994 年 4 月 5 日 ,《北京青年报》的一篇关于朱令的报道将朱令的病情公诸报端,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也开始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求救,发送 SOS 信件。贝志诚很快收到了 1500 封回信,其中有许多回信认为朱令铊中毒。随后, 10 日左右贝志诚找到协和医院反映朱令的病情,但是协和医院并没有采纳来自网上的意见。

4 月 18 日 ,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仍然认为朱令有极大可能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炎。

4 月 27 日 ,吴承之夫妇经人介绍到北京职业病防治所为朱令做铊检测,检测结果为铊中毒,毒量为致死量。

从朱令住院到检测出铊中毒,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期间致命的铊毒已经蔓延到朱令的整个身体,此时的她头发已经完全脱落,不省人事,插满管子,像植物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

协和医院立即邀请了国内知名的 6 名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药二巯丁二酸钠。“那是当年给‘ 61 个阶级兄弟’的药,生产于 50 年代,二次大战时的用药,早已停产。”吴承之犯了难。但还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该药,仅售 3 毛钱一支。

拿到药的吴承之在网上却看到了这样的回复,“该药副作用很大,建议用普鲁士蓝。”

当时正值“五一”长假,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普鲁士蓝让吴承之再次犯了难。但靠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帮助,吴承之找到了普鲁士蓝。原以为药费很贵的吴承之怀揣 2000 多块钱。结果买了一小箱, 10 瓶仅用 40 多元,合计一瓶 4 元多。

朱令服用之后,病情立刻得到控制,逐渐稳定,开始好转。在协和的总计治疗费 50 多万元,“真正的救命药仅需 40 多元。”吴承之的语气里充满无奈。

“由于误诊延误了治疗,铊毒破坏了朱令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导致了她 100 %伤残。”

愤怒的吴承之夫妇认为是协和医院的不作为延误了朱令的治疗,在 1998 年,一纸诉状将协和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始立案审理。

本以为胜诉理所当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审朱令以败诉告终,法院的判决为:“本病案经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医疗事故,原告所诉被告有延误诊治的过错,证据不足……”

一审的败诉并没有阻止吴承之夫妇维权的脚步。 1999 年,吴氏夫妇上诉到北京市二中院,最终法院判决“应酌情裁量协和医院有进行抚慰性经济补偿的责任……”,协和医院补偿朱令 10 万元。

二审中朱令的代理律师马晓刚在判决后对吴承之说:“虽然拿到了安慰补偿金,但对于极度伤残的朱令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结果无异于败诉。”

援助 来自四方的援手

在回忆起起诉协和医院的艰难历程时,最让朱明新老人难忘地就是一审和二审中的律师,中孚律师事务所的陈建民和冯素芳,浩天律师事务所的马晓刚和俞蓉,四个人的名字朱明新一直记得,他们都是无偿地为朱令一家提供义务法律援助。陈建民律师个人还赞助了朱令 5000 元钱。

记者电话采访陈建民和马晓刚时,两人的第一反应出奇地相似,都是问:“朱令现在怎么样?”

作为一审中朱令的代理人,陈建民知道告协和医院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当他看见躺在床上头发脱落、脸部扭曲的朱令时,一种要帮助她的想法无法遏止,陈建民义无反顾地接过了案子。

“我们知道二审很难打,只是想给女儿一个交待。”这是朱明新第一次见到马晓刚律师时说的第一句话,至今已经 6 年,马晓刚依然记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朱明新坚定的眼神。

着手调查时,马晓刚面临一些证据不足的问题,“吴承之夫妇是为了给女儿看病,不是为了打官司。所以一些医疗单据就没有保留。”

马晓刚坦言接手这个案子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当时的规定,就是医疗鉴定制度不完善,就朱令的事件在当时进行医疗鉴定,结果出来不属于医疗事故,“当爹的不能打死儿子吧!”马晓刚如此形容当时的医疗鉴定和医院的关系。

“二审开庭审理选在了周末,到场的只有为数不多的记者,案子的审理特别奇特,各方代理人,包括审判长都是从道义上来考虑,其实赔偿的 10 万元对于朱令家来说,根本不够。”

在马晓刚的眼里,吴承之夫妇是特别坚强的父母,为了救孩子,已经家徒四壁,但是朱明新仍然要给马晓刚代理费,马晓刚委婉谢绝,“我们的律师费不用考虑,如果非要给的话就用在孩子康复上好了。”

朱明新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来自于社会上的帮助。几乎朱令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为这个不幸的女孩做着什么。

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诚 10 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帮助着朱令,从向全世界求救到最近在网上开设研讨会,为朱令进行募捐,贝志诚一直没有停下帮助朱令的脚步。但是他却一直不敢见朱令,吴承之说:“他害怕受到打击,他甚至不敢想象中学同学会变成什么样子。”

朱令的一些大学同学经常打电话,或是到家看望朱令,有些时候会留一些钱为朱令治病。吴承之夫妇的一些同事也经常会捐一些钱,还有社区医院的大夫了解朱令家的情况,为其做免费治疗,一位大夫自愿无偿地帮助朱令按摩。还有许多医生免费赠药给朱令,为其无偿诊治。

朱明新有一个账本,里面清楚地记着每一个人捐出的钱,献出的爱心。每当提到这些时,朱明新都会觉得很感动,“在自己有钱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别人帮忙,我总是觉得欠下的人情太多太多了。”

奇迹 在亲情中屡次上演

“我们期盼奇迹的发生!”这是吴承之多年来一直坚守的信念,甚至在女儿病危的时候,吴承之夫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

也许就是在信念的支持下,吴承之夫妇携手渡过了人生最悲痛的时期,朱令也神奇般地多次起死回生,连吴承之也说这是发生在朱令身上的“奇迹”。

朱令病危时期,曾经经历过数次危险,给吴承之印象最深的是协和医院经常通知病危,但朱令却总是能硬生生地挺过来。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协和医院普通病房,朱令的气管被切开个洞,里外都接着管子,处于昏迷状态。晚上吴承之夫妇陪床,发现女儿血压有些不稳,便一直盯着仪器。一盯就是三个小时,两人渐渐有了困意,突然仪器上的指针往下掉,老吴夫妇慌忙叫来医生,原来朱令体内有一根管子掉了,造成了呼吸衰竭。吴承之想想便觉得后怕,“如果当时我打一会儿瞌睡,恐怕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2001 年后,迫于生活压力,朱令只能在家休养。一次,由于二氧化碳滞留,导致朱令呼吸困难,老吴马上送往就近的东方医院。其后的一段时间,朱令甚至没了呼吸,吴承之夫妇也没有放弃希望,主治医生受到老两口的感染,人工呼吸就做了半个多小时。老吴在旁边攥着拳头也喊了半个多小时:“吸!吸!”终于,朱令有了微弱的呼吸,在场的每个人都满头大汗,朱令的“奇迹”也再次发生。

这次出院后,吴承之开始让朱令锻炼。朱令家的一间客厅里放着一台步行机,格外显眼。每天朱令就是在这上面周而复始地练习站立、手臂运动等简单运动,虽然吴承之规定朱令每次站立的时间为半个小时,但完成这件很简单的任务,朱令每次都是满头大汗。

“她好一点儿,我们就高兴。”吴承之很满意锻炼结果,因为朱令站立的时间越来越长。

朱令现在的思维仍停留在中毒之前,对大学同学记得特别清楚,虽然视力已经非常低下,但是凭借声音,朱令还能“哼”出同学的名字。

朱令的语文特别好,曾背了课本之外的许多唐诗、宋词,一次,吴承之随口说了一句唐诗的上句,令他诧异的是,坐在轮椅上的朱令居然背出了下句。仿佛是又一个“奇迹”。

朱明新说老伴吴承之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她操心女儿的同时还担心吴承之的身体,“幸亏他比较乐观,喜欢自我安慰,每天让女儿锻炼,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相信女儿会一天一天变好。”

脆弱 生命像玻璃杯一样易碎

在朱令中毒事件之前,吴承之夫妇就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伤痛。

他们的大女儿吴今同样的多才多艺,就读北大,在一次班级集体爬山活动中失踪, 3 天后人们在一个山崖下发现了她的尸体。

那段往事仿佛已经被年迈的老夫妇一起尘封了,在朱令的家里,目光所到之处,完全没有像老照片之类的岁月留痕,唯一摆在相框中的是朱明新小时候的泛黄照片,甚至他们也不愿提起那段往事,对于吴今的事,吴承之欲言又止,紧接着就是短时间的沉默。

“思想要是停留在以前,我早就疯了!”吴承之坦言在回忆到朱令最后一次演出时,他特别难受,“幸运地是朱令现在还活着,能看着她说话锻炼就可以了。”

以前在医院治疗,恢复速度特别快,吴氏夫妇一度看见了光明,认为奇迹又将发生。便把女儿从医院接回家,尽量少住院,夫妇两个想让朱令通过自身的锻炼恢复。经过两年的锻炼,朱令肢体的运动肌能恢复不少,但是在 2005 年时,身体又开始恶化,一度呼吸衰竭,肺部水肿。朱明新再度坠入绝望的深渊。

“现在铊毒已经侵袭了她的每个器官,肺部、肝部都有问题。”朱明新的心理状态也随着朱令的健康起落, “我现在甚至在想,她能不能活得比我长。”

过了这么多年,朱明新的心态已经不再是那么满怀期待,甚至变得易碎,朱令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綳紧她那脆弱的心弦。

2004 年底,朱明新由于劳累过度,从椅子上摔下来,跌到了头部,造成脑移位出血,必须做开颅大手术。吴承之开始担心老伴的身体能否经受得起这种手术,万幸地是,医生很细心,检查到三个出血点。现在朱明新左侧拳头大的一块头盖骨没有了,换来的是一块钛合金板,细看朱明新的左侧额头,还可以看见一枚螺丝钉的凸出痕迹。

对于当时的情景,朱明新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醒来是在手术完一个礼拜后,怎样摔下来,怎样去医院,都是空白。

“还好,她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吴承之告诉记者。

然后朱明新住院两个月,养病半年,吴承之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前有住院的老伴,后有在家的女儿,两人都需要照顾,这无疑又给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也给了吴承之更大的压力。

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吴承之做了一个小手术,刚刚出院回家。接连出现在两人身上的变故也在迫使两人都在思考同样的一个问题:“等自己老了,女儿怎么办?”

企盼 两个殷切的愿望

朱明新说她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个是希望朱令能够更好地康复;第二个是希望公安局能够缉拿凶手。

有时候朱令带来的是希望,突然认识了一些东西或者想起了一些事物,让朱明新特别高兴,“但是那种感觉往往就是一瞬间,霎那之后,再找到这种感觉就得几个月甚至几年。”

朱明新说:“如果能有好办法治疗,卖房子也值。”

陈建民律师曾经这样评价吴承之夫妇:“有文化,善良,坚强的老人。”高学历毕业的吴氏夫妇,碰到事情之后,从来都是选择理性解决。朱明新最想给女儿的是一个“公道”,在去年,当她得知公安局有信访日之后,就骑着自行车去信访至少 5 次,风雨无阻。

铊中毒事件早在朱令前在清华就有发生, 60 年代初,化工系的一个试验员,经常打扫实验室的排风扇,用手去喝水,结果导致中毒,发病离世。“有了前车之鉴,悲剧还发生在朱令身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993 年,公安部行业法规《毒品的分类》,铊和氰化物都是国家明文的 A 类毒品,无色无味还具有潜伏期,下毒后症状会在一个星期或是半个月之后出现,不容易被发现,于是便成为了下毒者的首选。

吴承之说:“自杀都不会选择这个办法,太痛苦了!”

1997 年时,在北大化学系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王小龙给两个人投毒,因为有朱令的前车之鉴,两人送往医院后,立刻服用普鲁士蓝,由于治疗及时,得以很快痊愈。现在两人远在美国,其中之一的陆晨光在还没长出头发的时候,曾经来看过朱令,对吴承之说:“感谢朱令,她救了我的命。”

对家庭的不幸,吴承之夫妇并没有选择逃避,全家三口人坚强地承受着各种痛苦,就像朱明新的一句话:“当出人意料的灾难真正降临时,为了女儿,逼出了我们‘不能崩溃’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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